《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回应蓝公武、李大钊的文章。胡适集中力量作了辩解，指出蓝、李二人对自己的误会，首先是“由于他们误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而“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救时的具体主张”，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胡适认为，蓝公武的第二个误会是把“‘抽象’两个字解错了”，他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和“抄袭成文的主义”，他自己始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批评蓝、李“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胡适说，“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不能因为这点普遍性就认为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当然，他和蓝、李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胡适说，他所指的“主义的危险”，是“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闻“布尔什维主义”，不懂它的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宣称捉拿“过激党”，或者给人扣上“过激党”的帽子。
胡适批评蓝公武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区分开来的观点，提出对实际的改革需要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合为一件事”。把两者隔离开来，“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是人类的“大毛病”、世界的“大祸根”，“目的热”和“方法盲”是它的两种病征。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他🁇🃭🛅批评李大钊运用💐主义为工具从事实际的运动并适应环境发生变化的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
怎么克服人类迷信抽象名词的弱点呢？在文章最🝨🍯后，胡适给出了答案：“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他强调，一切主义、学理都该研究，但只能作为假设的见解、参考印证的材料、启发心思的工具，不能当作天经地义的信条、金科玉律的宗教、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