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冈拿手掩着嘴，小小的打了个哈欠，这两天睡眠时间不多，的确是有些困。
邵靖说的数据，他早已经看过了。洛阳的永宁县，地处豫西山区，其户口数的变化，并不是永宁县所独有，田地的兼并集中，更非永宁一家。两者都是洛阳河南府，乃至京西各州共同的趋势。或许其他地方的豪强，兼并手段比薛家要干净一点，不过结果依然是别无二致。
韩冈不会否认，这其中有京中故意放纵的结果，但更多的还是当事者不知收敛，贪婪不知节度的缘故。
洛阳旧宦，包括文家，包括王家，也包括与韩冈结亲的富家，带领家族的族长，并非看不清形势，也不是不知道如此贪婪的下场，但他们下面的子侄、族人，乃至依附他们的门生、仆役，都不会因为尊长的顾虑而敛手，没有一个不是依仗着身后的大树，往自己腰囊里拼命捞好处。
明知道大树倒掉，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可自己有多吃一口的机会，怎么也不会甘心放过。
这其实还是小事——对韩冈这样的宰执而言，就是如此。
如何安抚失地百姓，如何保障他们日后的生活，这是州县亲民官的任务，宰执官的责任，在于把握住问题出现的原因，从而彻底的，至少是妥善的解决问题。
如果把永宁县的变化，仅只是归咎于薛家的贪婪和疯狂，把京西各州的变化，归咎于洛阳旧宦家族的无耻和不知节度，这个判断，就显得太幼稚太简单，过于天真了。
内部的矛盾在国土不断扩张的情况下，竟然走到了要爆发的地步，归根到底还是技术进步太快，让过去千年形成的制度和标准，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在这如同洪流一般剧烈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拥有更高地位、消息更加灵通的官宦门第，就像一艘艘用锁链连接起来的楼船，比宛如独木小舟的普通百姓，更容易从洪流中挣扎出来，更容易适应这变化，也更容易利用危机为自己博取更大的利益。
除非有赤壁上的那一把火，将以婚姻、利益为锁链，交错勾连起来的官宦集团彻底破坏焚毁，否则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生存下来的几率，都不是普通阶层可以相提并论的。
正如大量机械用于农田，佃农大量被淘汰，地主对兼并的热情日益高涨。生产力紧随着技术进步而发展，技术进步又逼迫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而改变的过程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被宣布淘汰，中原地区自耕农阶层不断破产就是其一，而且是最为要害的一个。
也正如邵靖所陈述，中原地带，二三等户所占户口比例，已经下降到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步。
来自南洋种植园的稻米，来自关西工厂的棉衣，在以衣食二事为代表的工农业商品的冲击下，中原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家庭化的生产，无法再如过去一样支撑家业。中农、富农和小地主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身家不断萎缩，家庭等第向着更下层的第四等第五等的深渊滑落下去。
至于原来的四等户、五等户，早几年就纷纷破产，如果他们没有接受官府的安排，移民实边，那么他们或成为为地主耕种的佃农，或奔去城市，盲目的寻求一个机会。
在平民而言，这样的结局和未来极致悲惨。可在京西的豪门巨室来说，如果不进行兼并，他们根本无力与雍秦商会、福建商会此等的庞然大物相竞争。他们最终的下场，不会比低等户更好到哪里去，拿到一张前往边疆的家庭票，只是迟早的问题。现实在逼迫他们疯狂的去追求规模，压低成本，进而拥有一定的竞争力，避免被更为强势的敌人所吞噬。
韩冈的思路飘忽了一阵，注意力重新回到会议上时，就听到另一位专家正在提起破产后，聚集到各大城市周边的流民。
不愿去边地，而是想去城市里寻找机会的流民不在少数。这其中有人成功，很多流民就是听到了他们的经历，而选择了来到城市。但更多的人遭遇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同吃饭时吐掉的骨头渣子，最终聚集到了垃圾堆里：
“东京南薰门城外，廓城南第八厢、第九厢和第十二厢，廓城西第十厢，都是流民的聚居地。这些流民聚集，直接导致京师治安恶劣，去年入冬以来，南城附近接连发生了好几个骇人听闻的案子。”
有人反应迅速：“人屠案？”
“就是人屠案吧？！”
“人犯还没抓到？”
“都多久了。”
“是不是又犯新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