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一章
“赵市长，据我所知，在德国东部地区，也有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推不动。这些工厂消耗大量的政府补贴，运营模式不经济，运营成本过高，冗员问题严重。”这个记者口若悬河，看起来去德国做过采访，不过，他的问题更加尖锐，在国内，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摆到媒体前面的，“您能做到在您管理的经济特区范围内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吗？这很有可能让大量的国有企业失业，并引发社会动乱。”
赵政策只是略微一沉吟，就用英语回答说：“曾经有一名德国企业家来拜访过我，他同时也是个政治家。当时，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德国统一已经提上日程，并且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他说，德国东部会迅速发展并赶上西部。我回答说：别高兴太早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德国东部的情况。中国和民主德国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国都发展相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1955年又分别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德长期相互对峙。1989年底，民主德国政局发生激烈变化。1990年3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上台组阁，两德政府正式谈判统一问题。5月1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规定从7月1日起，两德都使用西德马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市场经济，实行西德的劳动法规。8月31日，又签署了关于两德实行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规定民族恢复1952年7月行政区划改革前的5个州建制，东西柏林合并成一个州，于10月3日按西德《基本法》集体加入联邦德国。
1990年10月3日0时，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重新统一1990年10月3日零时，对于8000万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这一仪式向全世界宣告，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重新统一了。
顿了顿，赵政策用一种很庄重的语气说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我们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赵政策以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身份，在美国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在这种关系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表现得可圈可点，滴水不漏，开始展露出赵政策的政治锋芒。
“不过，就我个人的观点，统一后的德国如果采取迅速私有化的做法，很难取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赵政策继续说道，观点非常明确，并没有含糊其辞，表现了赵政策性格刚硬的一面，“虽然德国东，西部同属一个民族，但这两个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到那时，也许东部非但不能增强西部的实力，反而会成为西部的负担。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也不会采取私有化的办法。”
赵政策的这种说辞有些无奈，却也符合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没有违心而论。
无论如何，德国如果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倒塌，站在中国的立场，是无论如何不能赞同私有化的办法！
当然，结果也如同赵政策所说的，德国采取的这种迅速私有化的做法，即便到了下个世纪初看起来，也算不上很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东部非但没有增强西部的实力，反而成为西部的负担。
接着，赵政策话锋一转，把话题从德国拉回了中国：“我们可以允许国有企业向个人出售股份，但是大部分股份还是要由国家来掌控。我们完全相信，国营企业也能做到像私营企业那样有效益。我们的做法是在国营企业中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换句话说，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但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我们现在还说不上完全成功，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顿了顿，赵政策继续说道：“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做不到像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现在看起来虽然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一些亏损，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赢利，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在我们黑乌市经济特区，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到黑乌市经济特区来，我们为国外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免除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税收。对于私营企业，我们也采取了优惠的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则肩负着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沉重负担。”
赵政策的回答有理有据，论证充分，同时也间接替自己所在的黑乌市经济特区在打广告，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特别是赵政策那充分的自信，娴熟的英语，几乎征服了现场所有的听众。
很快，现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赵市长，您对我们民主德国的的认识很深刻，阐述也非常诚恳。”过了一会儿，一个叫波尔的德国记者抢到了话筒，用德语笑着问：“赵市长，您认为国有企业还存在其他问题吗？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谢谢。”
赵政策坦然一笑，随即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赵政策的德语如同英语一样地道流利。
“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赵政策这话让在场的黑乌市政府官员干部以及远在京城的赵老爷子等人都非常担心，还好，赵政策随即话锋一转，“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也已经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
“事实上，在北欧的政府部门，很多人都在抱怨他们再也承担不起这样一笔巨大的开支。”赵政策笑了笑，继续说道，“所以，这样做也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尝试用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一个岗位不需要某个职工了，他也不会被企业赶走，他可以转到其他岗位继续工作。企业又责任对他的工作做出合理的安排。另外，中国的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而企业还可以再商业和服务领域开展经营活动，安排一些职工就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岗不离职。现在，国有企业负担沉重，他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么低。”
这一次，所有的掌声是为了赵政策的中肯与朴实，或许这就是人格魅力吧。
“赵市长。”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记者提问了，西方记者还是习惯用市长这个称呼，对书记这一名词觉得有些别扭，“我曾经有机会去过赵市长工作过的西衡县和黑山市，并且有幸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请问赵市长，您个人对于建立这种体制是否支持？”
顿了顿，这个《时代》周刊的记者又补充说：“也就是说，允许十八岁以上的中国人不仅能够选举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如果您赞同这种做法，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中国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不过不赞同，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赵政策只是略微一沉吟，就简明扼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知道已经有美国的一个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在前不久，即将到美国纽约上市的乌山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就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了总经理，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赵政策微笑却又严肃地说道，“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方向。至于如何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又自己的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