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功工作不仅仅是部队，在徐州开设的干校也参与了挖掘工程。干校中有十几名日本同志，还有一个货真价值的编外人员。他就是来“考察”的北一辉。
到了春节前评功结束，北一辉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份奖品。两条针织毛巾，两个牙刷，一个引着镰刀斧头标志的搪瓷茶缸，还有四块颜色是浅黄色，质地细腻，看上去就让人喜欢的肥皂。北一辉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把肥皂凑到鼻子边深深的闻了一下，那股混合着一种刺鼻味道的香气令人精神一震。放下手中的肥皂，北一辉稍显烦躁的坐起身来。
最近的消息实在是令北一辉心烦意乱。他刚到消息，就在不久前的1912年1月24日，幸德秋水等12人被施以绞刑。在日本轰动一时的“大逆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明科锯木厂的一工人携带炸弹到厂，被查出。日本桂太郎内阁以此为借口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同年6月，日本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左翼书刊。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bao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经大审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为死刑，另外两人为有期徒刑。
在这个时代，处决政治犯被公认为是一种政治恶行。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左翼群众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在日本本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十二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十二人却维持原判。
美国方面对日本的这个做法相当的反对，日本不敢得罪自己最大的出口对象，所以日本政府还玩弄了一个阴谋，故意拖了一年。美国人的注意力总不可能持续不断的放在日本政治犯身上，等外界风浪平息之后，日本政府悄无声息的对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施以绞刑。
北一辉也是日本政府里面挂名的“异议份子”，与社会主义者关系也不是特别亲密，加上他当时不在日本国内，算是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在日本政府和这些社会主义者之间，北一辉无疑是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得知幸德秋水等人被杀，北一辉的情绪十分低落。
“一定要让这些人偿还血债！”他恨恨的想道。
可光在这里发狠是没有用处的，北一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中国革命之上。对日本明治维新彻底失去信心之后，北一辉期待中国革命能够开创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北一辉身为“dai路党”，引导这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当前腐朽的门阀统治，创立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日本国。为此，北一辉坚定的支持同盟会的革命，希望完成中国革命之后，进而解放日本，构筑对抗欧洲人的亚洲联盟。
即便是最早看重的同盟会已经没有前途，北一辉也没有失去信心。他试图在更加强大的人民党这里学习革命道路。到现在，北一辉并不能说失望，他只是感到一种焦虑。
人民党的革命理念中有着北一辉即为赞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纲领，有着追求社会公正的坚定路线。这都没错，但是在实践层面上，人民党有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格。根据北一辉的观察，人民党的所有精力，至少是绝大多数精力都在建设更强大根据地的实践层面上。身为中国革命的旗手，人民党重实践，轻言辞。对外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强烈的革命态度。这让北一辉极为讶异。
更大的刺激则是人民党的内部教育，“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根据地中的统治阶级是广大劳动者”，在北一辉看来，这些洗脑般反复强调的理念，不是要推翻一个专制的政府，而是要用一个更加专制的政府对现在存在的专制政府取而代之。这令他十分不能接受。
心情纷乱之下，北一辉又拿起肥皂凑在鼻子下面深深吸了一下，碱性物质的刺鼻味道让北一辉精神振奋了一点。他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根据地的生活绝对不能称为恶劣。这些奖励品以及每日里堪比日本大门阀的饭菜，不谈薪酬的话，即便是日本海军军官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
不过这与北一辉的希望大相径庭。他想在人民党这里学到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可是几个月以来，他学到的最多的则是如何从事实际工作。对已经建立起政权的根据地来说，这或许是可行的。人民党对于“唤醒广大劳动群众”可以说花费了极大的心思。陈克坚定的认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学会如何管理自己，学会认清社会本质。
干部学校培训之一，首先就是让干部们能够认清社会现状，学会如何组织劳动生产。在这次挖湖工程中，干校全部上阵。北一辉本以为学习组织劳动生产是学习怎么“组织群众去劳动生产”，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让干校学员们自己通过劳动来学习怎么组织学员们搞生产。
搞生产有多累，北一辉以前并不知道。他当年决定参加革命，为了筹集资金，北一辉可没有去投身劳动生产，而是参加了帮会，靠收保护费，勒索有钱人，弄到了启动资金。人民党搞生产的做法，北一辉倒也想过，不过这种来钱慢的思路，他当时就给否决了。
既然想学习人民党的组织，北一辉只好学着劳动。所谓劳动根本不是一群人在一起商量怎么能干的更好，而是一群人先拎起工具，埋头下去刨坑挖土。手会磨破，解放鞋的橡胶底再把滑，天冷也会冻出冻疮来。
很多问题的解决之道让北一辉觉得简直“不人道”。例如想解决手上摸出的血泡，唯一办法就是等血泡破了之后磨起茧子，这就能解决问题。血泡刚破的时候，刺刺的痛感让北一辉极为不快。人民党的同志们之间则以“互相鼓励”作为解决方案。
更神还在后头，所谓学会组织，并不是中国的明尊卑，定上下，更不是日本的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组织化的第一条居然是让大家平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要“说实话”。或者更通俗的用中国老话来讲，就是“知道自己吃几个馍喝几碗汤”。
北一辉懂些中国文化，例如论语里面的孔子谈起“士”的时候说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人民党的教育并不是以培养能够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者，也不是能够指挥一方的大人物。居然是这种“硁硁然小人”，实在是令北一辉感到讶异。
不过孔子好歹把这种“硁硁然小人”列为最低一级的“士”。《论语》里面记载，子路问孔子：“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答道：“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连孔子都认为，“硁硁然小人”比眼下当政的人强太多。在北一辉看来，这个评价倒也是能够切中日本的现状。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党校的学员们现在劳动中学会“知道自己吃几个馍喝几碗汤”，接着就是劳动安排。根据每个人报出的工作量，开始计算每天的集体工作量。这可是要了命，包括北一辉在内的很多同志熬过了头几天之后，本以为自己可以完成某个程度的工作量。大家没想到的是，这工作可不是十天半个月，而是连续几个月，过了半个月之后，很多人把吃奶的劲都给用出来，因为身体积累的疲劳甚至伤处，体力精力和意志力都呈现无以为继的迹象。大家原本制定的计划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