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避孕措施的前提下，一旦家中婴孩超过了这一数量，那么毋庸置疑，杀婴…尤其是杀女婴这回事，不说家家户户都干过这事吧，至少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
办法嘛，很简单。
将婴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几声呻吟过后，这么个“小麻烦”…便算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
不忍心自己下手造成杀孽的，出门走远点往那荒郊野外随手一扔，也挺方便的。
大才子苏轼写给鄂州地方官朱寿昌的信中便建议到，希望“故杀子孙，徒二年”的法律规定，能够切实推行到鄂州各县各乡村之中，警醒底层百姓杀婴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可惜了，法不责众。
是以，在王迪的思想观念当中，那个官与民俱是特别富有的宋朝，生子不举这回事，竟然成了最为突出的社会伦理问题。
一直到了有着“六贼之首”名号的蔡京，上了份箚子提出了倡议，宋徽宗在任期间推行《居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这才陆陆续续涌现了名为“居养院”的慈善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一下全国各地的鳏寡孤独贫穷者。
其中，特别规定了“遗弃小儿，乃雇人乳养”的律法，尽最大限度保证那些被遗弃孤儿的生存问题。
只不过，认真翻阅着手中档案，查到南宋时期创办了慈幼庄的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及设立婴儿局的湖州通判袁甫这二人以后，时至今日，有关抚育遗弃婴孩的慈善机构，竟特么绝迹了！
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亦或是由寺庙道观主持经营的涉及到育婴慈幼性质的机构，统统没有了。
按道理来说，算得上是孤儿出身的太祖高皇帝，应该比较重视这一块啊。
老弱病残，其中的老、病、残，还有亡者都有人照料了，为何没有一点生存能力的弱小婴孩，就没人管呢？
随口问了下当值的那位精于史学的侍讲学士范宗，出乎王迪意料的就是，他本以为这位不食人间烟火，一门心思都放在了书籍上面的书呆子，会给出诸如“云蒸霞蔚开新韵，海晏河清享太平”这一类的无用言辞。
哪曾想，人家范宗，一条条说得还挺在理。
“回禀陛下，慈幼一事，臣认为，相较于秦汉唐宋这段时期，我圣朝在这一方面做得确实不尽如人意。”
既然皇帝问起来，从不撒谎的范宗，有一说一，不存在一点避讳的念头。
注意到皇帝没有任何怪罪的意思，未有过多犹豫，范宗继续讲道：
“陛下，《大明律》规定：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
“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卖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为妻妾子孙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若得迷失奴婢而卖者、各减良人罪一等。被卖之人不坐、给亲完聚。”
“其自收留为奴婢妻妾子孙者、罪亦如之。隐藏在家者、并杖八十。”
“若冒认良人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为妻妾子孙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冒认他人奴婢者、杖一百。累犯者，游街示众一个月，发边充军，本人死，子孙接替。”
“最重要的是，倘若被收留的婴孩遭到了身体侵害，如若被人告发，这是有可能被定以‘采生折割罪’这种会遭受凌迟酷刑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