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大约30多前，尼尔.波兹曼在他著名的《娱乐至死》中这样写道。那时，报纸与杂志步入式微之路，电视的黄金时代刚刚来临。
这位科技悲观主义的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30年后，类似讨论依旧出现在有关大众传媒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上。眉头紧锁的传播系教授学者们痛心疾首地指出，大众传播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复、无用、意义解构的时代。传统媒体和自媒体陷入一场争夺注意力的角斗，他们为了一切能带来流量的话题蜂拥而上，争相为受众提供同质化的碎片信息。这场混战带来的其中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人们从此停止了。更可怕的是，话语权恰恰掌握在这群从不却最有欲望和信心侃侃而谈的人手中，他们引导着舆论的方向，影响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人生观构筑。一切严肃性的讨论被抛弃，大众在精神鸦片的麻醉下至死方休地狂欢。
万方翻开手中的书，读了一遍扉页上的留言，脑中思索着奥威尔与赫胥黎，虽然依旧微笑着，眼中却流露出一瞬间的迟疑。就在那一瞬间，乐晞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位制片人并没有的习惯。她与电视圈里的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电视毕竟是种快消文化，读完一本书的时间成本对他们来说显然太高了。况且，在这个知识获取变得无比便利的时代，只要你肯花九块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公众号写手们已经嚼烂的文艺批评，在大部分讨论中大放异彩。与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一样，这位制片人显然是付费的资深用户，并且深谙假装的艺术。
而乐晞却仅仅因为一句科利.多克托罗的引用，就断定这位上司会对反乌托邦和大众传媒的讨论感兴趣，因而在她的生日会上送了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且在扉页上写下了波兹曼的那句评论。这礼物与组里那些富家女们送的香水、化妆品和护肤品简直格格不入，可笑极了。尤其是，莫露西居然送了一双JimmyChoo的鞋子！
乐晞不禁暗暗后悔：拿不准女人喜欢什么，送一套圣罗兰的口红总不会出错，又何必去揣测这位顶头上司的性情喜好。她为自己自作聪明的过度解读感到懊恼不已。
万方脸上依旧带着平易近人的笑容，用胳膊推了下莫露西，说：“你们也学学人家。”莫露西娇嗔地揽住了她的手腕。
乐晞也微笑，心中隐隐有些失落。就在那一瞬间，她霎时成了别人家的孩子，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了外面。毕竟，别人家的孩子，再优秀也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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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会进展到大约一半时，乐晞觉得有些闷，便绕去了客厅旁边一个开放的小阳台。还没来得及推门，她就看见两个女孩背对她靠在阳台的护栏上抽烟。她犹豫了一下，刚要离开，就听见莫露西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有人送这么寒酸的礼物，还能搞得那么冠冕堂皇。”
“自古以来可不都是穷酸秀才最爱装清高。”回话的似乎是莫露西的小跟班谢依茹。
“哎，对了，前几天，我从在LSE读书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传闻。原来，她在那边的华人圈里也很有名呢，你知道他们管她叫什么吗？”
“什么？”谢依茹抖了抖烟灰，饶有兴致地问道。
“老处女。”
“哈哈哈，为什么啊？”
“她在那边读研时，很多富二代想睡她，可惜她从不社交，根本睡不到。一开始大家以为她性格内向，后来才发现她居然瞒着学校偷偷去打工呢。”
“真的假的？”谢依茹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没钱出什么国啊？也真是够虚荣的！”
乐晞感到浑身冰冷，而那两个女孩却丝毫没有察觉她站在身后的门外，依旧嘻嘻哈哈地交换着对她的评价，烟雾从她们的指缝中袅袅飘散，与夜色交融。
乐晞默默地回到客厅。不一会儿，莫露西和谢依茹也走了过来。眼神交汇时，她们淡定自若地与她说笑，完美无暇的妆容修饰了笑容。似乎她们关于她的那场刻薄谈话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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