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浪人果然很快被他们的领事带走了，而那个汉子也接受了五块大洋的罚款，但是这事情被人捅出去了。
赵泽勇是经过简单的装扮才上街的，但是他忽视了他现在的名声，在外地或许没人关注，但是在云南，早就闻名大街小巷了，认识他的人多了去了，甚至有一些小作坊以印刷贩卖赵泽勇的版画为业。
当时人群中就有一个学生认出了赵泽勇，并且事后很快就把此事宣扬了出去，当然他是善意的甚至有些崇拜赵泽勇的态度说出去的，说督军大人名枪制止日本人行凶。接着有报社找到了他，经过深挖后进行了报道。
赵泽勇大街上明抢制止殴斗的消息就这样被当作新闻传播开来，一开始报纸都是抱着绝对的支持态度。但是这件事出名之后，更多的报纸跟进，对此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时间对治外法权的争吵之声从报纸一下子扩散到大街小巷，当然更多的是批判，甚至开始出现了要求废除治外法权的呼声。
日本人此时做了一件火烧浇油的事情，他们显然打算庇护自己人，给云南司法部门的通告是，对浪人进行了警告后放人了。这连罚款都没有的判决，一经报纸报道，立刻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谁也没想到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会发展成这样。
赵泽勇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张澈更是积极介入，因为这种牵扯到民族感情的事情，一个处理不好会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府威信造成重大影响。经过商量，让司法部门向日本领事提出了抗议，要求他们重新审理此案，云南司法将全程介入监督。
日本人开始很横，但是在赵泽勇再次指示警察抓捕了那两个浪人后，日本领事抗议了一阵后，只能同意再次审理此案。
这次案件自然是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甚至有北上广的报纸都派记着前来采访，显然这已经是一起全国性的事件了。
审理还没有开始，但是各种深挖报道相继出来。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清楚了，冲突的汉子确实是练家子，过去是镖局的镖头，但是云南交通和治安的发展，道路通畅了，土匪消灭了，没了镖局和马帮之类武行的饭碗了，汉子就去了一家富商家做了保镖。
很意外的在大街上，自己保护的主母受到了日本浪人的调戏，这才大打出手。
事情还没完，又有报纸挖掘到了两个日本浪人的身份，他们是一家日本商会的打手。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这个日本商行跟富商家的产业是有严重竞争的。富商主要经营毛皮毛织物，借着这几年云南经济的东风，富商家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通过铁路公路和自己常年经营出的商业网，他从各个犄角旮旯里收集毛皮，和各种毛料。又将羊毛、牦牛毛等牧产品交由一些小型纺织厂制作成工业品，接着自己的商铺继续贩卖这些毛布料。这商人显然是经济史上的那种包买商，从农村中收集原料交给手工作坊加工，收购产品出售。最后这类商人侵入工业成为工业资本，或者退入商业成为纯粹的商业资本。这是一种中间过渡形体的资本形式，在欧洲16、7世纪很普遍。
而此时这种形态显然是适宜云南刚刚起步的产业发展的，大量的小工业没有资本，需要这些商人提供订单和预付款，而农村需要商人的网络，因此富商的生意做的风生水起，跟外资有竞争之力。
日本浪人供职的洋行正是一家经营毛料产业的洋行，因此富商跟日本洋行是有竞争关系的，而两家的冲突就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是不是日本人故意找茬，报纸继续深挖，还真发现了猫腻，这家日本洋行还真的很不干净，之前已经通过不合法的各种方式，打击收购了不少云南商铺了，因此不用讲求真凭实据的报纸，很快就给这次事件定性为恶意的商业竞争，是日本人的阴谋了。
这样以来，日本人重新审理此案之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关注。
司法部门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查，以定性此案是不是牵扯到恶意竞争，案件审理反而推后了。
张澈头很大，这事件原本不算什么大事，云南百姓跟洋人的冲突每年都有十几起，严重的也不算多，可是没想到这次小事件引发了连锁的反映，张澈能怪谁，怪报纸吗，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言论自由，怪赵泽勇吗，碰到那种事件显然赵泽勇的处理方式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治外法权，还是满清留下的烂摊子啊。满清官府可以靠着压迫百姓平息事件，可是张澈可是立志于建立一个民主现代政府的，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民众跟自己的政府站在对立面，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观点是他一个根本的认知。
“这件事交给我吧。”
赵泽勇对这种事没有处理的方法，他倾向于对列强强硬，宣布废除治外法权，赵泽勇认为这种事情不通过强硬是办不到的。张彻则倾向于谈判收回治外法权，张彻认为通过谈判商议来处理国际事物才是现代文明外交的方式方法。但是显然两人的方法，此时都行不通，赵泽勇那种必须等自己实力强大到了足够威慑列强的时候才可能实现，而张彻的方法则费时费力也未必有结果。
这时候王崇阳站出来了。
“交给我，我处理最合适。”
王崇阳再次说道。
赵泽勇不知道王崇阳会怎么处理，不过这家伙点子倒是不少，作为接受过他父亲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校西方文化教育的他，有时候做事是中西兼顾，传统的方法能用，西式的方法也懂，他处理此时或许真的合适，既能够顾及到百姓的情绪，又能够合乎西方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