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度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和不定居的商贾等都有一定的免除特权，而李超却是准备皇帝以下，不论王公贵戚，品官勋爵，一律都要交税户税和地税，没有田的商户，也要按资产分户等，交纳户税和地税。
“地税亩税二升，以田产多少定纳税数额，有多少田就纳多少地税粮。”
末了，李超又对李世民加了一句，“无上限！”
“地税之粮，不可以钱代纳，非灾荒之时，不得开仓取粮。”李超再加上一句。
义仓原本就是为赈灾储粮，因此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备粮防灾的，这些粮食属于战备救灾用粮，平时不能动用的。
这次大灾，粮食储备上朝廷吃了大亏，因此上下都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李超提议把义仓粮直接改为地税，纳入朝廷的税收系统，就是为了把这些粮食的重要性提升。
史上，唐朝天宝年间，粮食储量大增，一度达到极可观的数字。
史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天下储粮米9606万石，其中义仓6317万石，占了65%以上，地税的财政地位日益重要。据史料记载，唐朝开征地税后，用义仓赈济贫民达106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过地税在唐朝史上，一度都是有上限的，虽是按亩征收，但也曾经一度有个几石的上限，一般来说，一亩二升，百亩不过两石，上限五石，实际上就是两百五十亩地的上限。超过这个数字，其实是不用纳地税的。
而李超打算一步到位，不设这个上限。
有多少田，那就纳多少地税，其实一亩二升，这个税率很低，在唐史上，后来这个地税额不断的升官，翻了几倍。
李超家有田地数千顷，有几十万亩地，如果一亩二升地税，设上限的话，一年不过纳税五石。不设上限，却得纳地税几千近万石，这就是差别。
到了唐代宗时期，地税粮已经不再是赈灾专用粮，而成了通用，粮食被大量挪用。甚至税率也大大增加，还分夏秋两次征收。丰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简略五升，下田亩税三升。
从最开始的一亩二升，到了后来已经一亩近一斗了，翻了好几倍。
天宝后期，地税粮一年达到一千二百余万石。
如果现在朝廷开征地税，一年也能有千万石地税粮入仓，存储备战备荒，那么只要几年下来，仓中就有几千万石粮食，再有灾荒，也不用这么手忙脚乱了。
李世民翻身坐起，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一个户税，年增收一千余万贯，一个地税，一年又能增收一千多万石粮食储备。
这几个数字，让李世民无比的兴奋。可他也知道，户税开征，会得罪豪强地主们，甚至也会让普通百姓不满。而如果把原来的义仓粮改为正式的地税，还取消按亩征粮的上限后，越会的会得罪那些地主豪强们。
可朝廷赤字这么大，处处要用钱，这笔税钱和税粮，真的让李世民很在意。
“此事需从长计议。”
考虑了半天之后，李世民终于开口。
“先用盐的钱打完这一仗，等这仗打完，明年北方大灾过去，那时朝廷再推出税改，把户税和地税推出来。现在先不要透露风声，文远和朕一起多思虑思虑，拟一个详细的方案出来。”